「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之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是韋伯當時學界的「共識」，對此，韋伯並沒有置疑，在1920年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結尾處明白的表示，他的論述所要證明的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並且不只是這精神、而且也是現代文化的構成性組成成分之一的『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的精神中孕育出來的。」……

「清教徒想要成為職業人，我們（現代人）則必須是職業人。」……而韋伯在書中所要證明的，正是：

(1)為什麼新教徒乃至清教徒「想要成為職業人」；(2)這種源於宗教上的禁欲的「倫理」，如何塑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這個「龐大的宇宙」、如何孕生「經濟上的禁欲」或「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生活經營」；(3)以及這種「經濟秩序」由於建立在「機械性的基礎」上，而變成一種驅動裝置式的「強大的宇宙」，迫使每一個人（不僅是直接參與經濟營生者）「必須是職業人」時，他對我們每一個人、乃至現代文化的整個命運的決定性影響。

重要的是，韋伯試圖藉由這樣的一項學術性的研究，提醒我們：「必須是職業人」乃是我們的文化時代中的每一個人的「命運」，必須正視此一命運的嚴峻面貌，才能作我們自己命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