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碑和博物館（上）

現代社會最鮮明的一項特質是強烈的歷史感。我們近乎耽溺地在乎打破這項或那項紀錄，爭取最大、最多或最久。媒體不遺餘力地預測和標定歷史性時刻，「來到歷史現場，為觀眾帶來歷史性畫面的實況轉播」，邀請大家親眼目睹歷史的創造。所以我們沒多久就會有一次世紀之旅、世紀大展、世紀會談，乃至世紀演唱會。

試想，十四世紀目睹剛完成的喬托壁畫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正站在從中世紀邁入文藝復興的最關鍵時刻？英國伊利莎白時期到環球劇場觀賞莎翁戲劇首演的倫敦人，可會計較他們是否是某齣千年偉構的見證人？我們該替他們惋惜嗎？

然而，儘管有這麼強烈的意識，但是當真正的歷史里程碑出現時，我們卻往往並未察覺，得等到多年之後，才慢慢瞭解它的深刻意義。先談一個顯例。

當1982年11月，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越戰將士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完成時，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它會對往後的景觀建築、建築美學，乃至社會大眾對於歷史、對於紀念的看法，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

如果用工程語言來描述，這座紀念碑是這樣的：它是一面隔開地面不同高差的擋土牆，牆長440呎，牆在中央位置折了一下，形成鈍角的V字形（像是﹀），中央最深處高10呎，牆面敷設黑色磨光的花崗石，上面刻著約五萬八千人的名字。

好啦，沒有了。僅此而己。大概再難見到更簡單、更平凡的紀念碑──你是否

想起那種抽象畫展常聽到的「這種圖誰不會畫」的評語？──但它也是近數十年來最成功的一座紀念碑。

這座紀念碑的競圖案是建築史上最著名的競圖故事之一。當時年僅21歲的 Maya Lin 還是耶魯大學建築系的四年級學生。她的同學要求老師開設喪葬建築設計的課程（不要覺得怪異，有些偉大的建築都是和死亡有關的；希望我們以後也能談談這個題目），這個競圖案就是課堂作業之一。上課的同學裡，只有她把完成的作業寄去參加競圖，不想這份只有兩張圖紙、圖面還嫌稚嫩的作品居然獲得首獎。

愈大的案子，專業意見愈不受重視。這個案子受到眾多批評，幕後甚至有人運作要把競圖結果作廢。最主要的批評有兩點：一是它太平淡、乏味，不足以彰顯戰士的偉大，不能激勵愛國情操；換句話說，它太不傳統。另一點不能明講的是設計者的身分，華裔、女性而且太年輕；即使身為移民第二代的 Maya Lin 的的確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仍然有些人心想：「難道我們美國人的紀念碑不能我們自己設計嗎？」

為了安撫反對意見，除了原本設計的牆體之外，又被硬生生加上旗桿和雕像（幸好並未在視覺上造成干擾）。為此，紀念碑完成之後，還延遲了兩年，等到這些附加物也都安置妥當，才正式揭幕。但是遠遠在此之前，社會大眾已能清楚感受到它的力量，也知道這些附屬品其實是多餘的。每個到訪者的第一印象是「這麼多名字！」58,229只是一個抽象的數字，甚至不是很特出的數字。人類歷史上的慘劇，喪生人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不乏其例，相較之下，五萬八千還只是區區之數。唯有等到看見每個名字一一呈現在眼前，成為視覺的主體，你才能明確感受到損失的巨大。

另一方面，它也是個人的。每個到這裡的人都可以自己的方式來追念這場戰爭。有的人專程來找每個認識的名字，有的人意外看到親人的姓名。有人摩挲碑文，有人拓印。人們留下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問候卡片是送給父兄的，香煙、啤酒是還給戰友的，結婚戒指是跟前夫告別的。它對每個人都有特殊的意義，每天也都有新的故事上演。

Maya Lin 解釋她的創作動機：「我思考死亡是甚麼，失去是甚麼。它是一種深刻的痛楚，雖會隨著時間而減輕，但卻永遠不能完全癒合。一道創疤。我在勘查基地時出現這個念頭。拿把刀子切開地面，隨著時間，青草會慢慢治癒它。」她希望它是一堵療傷的牆，一個平和的場所，讓人們能在這裡靜靜地追思與默想。[註1]

二十年後回顧，我們可以說：它改變了「紀念」一詞的定義，也改變了紀念的表達方式──它不是用壓迫性的尺度，宏偉地、強烈地歌頌愛國、犧牲、忠勇之類的抽象觀念，而是輕聲訴說一個哀傷的故事，替追悼者準備一個親密的、個人的追思空間。它既是公共的，也是私密的。

越戰紀念碑的成功引來許多的倣效者，譬如韓戰紀念碑和正在興建中的二次大戰紀念碑。純就設計觀點來看，後兩者設計意匠的拙劣，直不可以道理計。

除此之外，它的設計手法也屢屢被借引。最常見的是以實物來具體呈現抽象數字的技巧。這些借引各自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效果都不如原作的深刻。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缺少原作裡界定明確的場所感，一是每個個體的獨特性不夠強烈，觀看者找不到感情投射的焦點。試與「愛滋病紀念織毯」(AIDS Memorial Quilt) 計畫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差別。

另一個例子是位於波士頓的新英格蘭納粹大屠殺紀念碑 (New England Holocaust Memorial)。它是由六根54呎（約16.3米）高的透明玻璃方柱所組成。每根柱子下各有一個方穴，用來代表六個主要的納粹集中營。柱子上刻著六百萬個數字，代表被屠殺的六百萬名猶太人。設計本身無疑是傑出的，而且六百萬個數字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可以想像如果只是光面玻璃，或是換成其他任何抽象、具象圖案，它的效果必定削弱不少）。但是不容否認的，這裡的數字並沒有越戰紀念碑上的姓名所帶來的力量。我們的視覺並沒有辨認和感受如此巨大數量的能力──它告訴我們「犧牲者為數驚人」這件事實；然而 *數字上* 多了一百萬抑或少了一百萬，肉眼看來沒有太大差別。

這個比較把我們引到另一個思路：對於這場犧牲人數已超出個人感受能力的大悲劇，我們還可用哪種方式來紀念與追悼？

於是我們要把話題從紀念碑移到博物館，主角是位於柏林的猶太博物館。乍見之下，它是一個巨大、怪異，讓人不知所以的建築，但就如同一幅好的抽象畫，只要再給上畫題和一些提示，觀看者自然就能組織出豐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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