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的流亡與權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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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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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祖先是布拉格的大磨坊主,由於女兒眾多,財產幾乎用來陪嫁。直至哈維爾的祖父,靠著勤奮與努力白手起家,乃至家財萬貫,於是哈維爾一家一腳跨入「資產階級」行列。哈維爾的父親繼承家業後,興建別墅群、經營飯店,叔父則成為當時的「電影大王」。
由於身在富豪之家,哈維爾享有他人闕如的豪奢生活,家中雇用廚師、女僕、花匠及司機,在學校則享受高人一等的優越待遇。然而他並不將與他人的差距視為理所當然,或驕矜自喜,相反地,他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羞愧,請求取消特權,渴望與他人平等。哈維爾特有的哲學家思索與反省特質,在此時已依稀可見。
一九四六年,共產黨開始統治捷克,哈維爾一家也難逃家產遭沒收的命運。對當時的哈維爾而言,階級鬥爭就意味著不能繼續上學,因此讀完小學後便開始工作。家人透過各種關係,為他找了一個實驗室助理員的職位。由於最初兩年,共產統治還很混亂,哈維爾得以進入夜校就讀。工作、課業之餘,設法參加舞蹈課和舞會,在舊書店找書讀,和朋友辯論或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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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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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的創作歷程早在學會寫字母時就已開始,十三歲時寫了第一本哲學書。在實驗室工作期間,著述一本原子結構小冊子,建立一個不存在的三維元素周期表。工作至入伍前這段時間,是哈維爾渴求知識的時期,他發現無形的精神價值、發現自我、創作詩歌。之後進入地雷兵團服役(當時總是把「最沒有價值」的人送進死亡率最高的地雷兵團),由於各師團大力推廣文化活動,甚至以演出作為評判各師團的標準。因為演出可以不必參加一些軍事訓練,於是哈維爾加入演出行列。在部隊第二年,他開始嘗試劇本創作,然而軍政治處在查看哈維爾的個人檔案後,得出創作者是用戲劇取笑他們的結論,甚至召開一個類似審判大會的座談會。這就是哈維爾與戲劇的首次相遇,他的創作生涯也於此邁向新領域。
哈維爾的劇作被描述為具有捷克特點的荒誕派戲劇,他不諱言這是一種自卑感、被排斥又荒誕的觀點。他認為童年時期遭受同儕排斥,以及共產得勝後,所進行的階級鬥爭,皆對他的戲劇創作起了關鍵作用。哈維爾表示正因為那種「非因為我自己的錯誤而被排斥在外的感覺」,才使他成為多產的劇作家。
哈維爾最著名的戲劇是三部獨幕劇「瓦內克三部曲」,主角瓦內克是一個很像哈維爾本人,說話柔和、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在這裡,哈維爾直指體制如何對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產生影響,普通老百姓透過沉溺於不動腦筋的消費來掩飾自己的屈辱。這些劇作是哈維爾此時的行動主義和他對極權主義下沒有發言權的受害者的同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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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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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哈維爾寫一封〈致總統胡薩克博士的公開信〉,信中描述華沙公約部隊鎮壓「布拉格之春」七年之後,國內彌漫的恐怖氣氛。哈維爾滿以為會因此信被捕,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無論到哪兒,他都帶著一個應急旅行包,裡面裝著牙膏、香菸、刮鬍刀、通便劑之類的東西,以防在大街上被捕。他沒有被捕,此事象徵共產黨局似乎想和不馴服的知識份子達成消極的和解。然而當一九七七年《七七憲章》出現,當局突然採取全面的鎮壓策略,憲章主要發言人哈維爾被捕。在獄中他寫了一封他認為很微妙但又完全是例行的信,要求放他出獄;釋放當天,官方新聞媒介發表了他這封信中被抽掉了上下文的幾個片斷,使之看起來好像他曾做過交易,答應減少在《七七憲章》運動中的活動,以換取個人自由。正如當局所期望,哈維爾受到羞辱,雖然憲章運動的朋友們理解他,但他感到自己喪失警惕,有負作為憲章發言人的信任。在七Ο年代到八Ο年代間,哈維爾不斷被捕再釋放,隨時受警察盯稍。一九八三年,哈維爾終於擺脫了牢獄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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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觀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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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一介文人因時勢造就他的總統路,然而在這之前哈爾維「只想做一個政治觀察者和批評者,而不是去從政」。一九八九年天鵝絨革命,共產政權和平轉移,促成此種轉變的「七七憲章」靈魂人物哈維爾成為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哈維爾的政治光譜非左非右,而是趨近中間值的社會主義。他站在受壓迫的人們一邊,反對社會不公、反對特權。哈維爾幼年的資產階級背景喚起他對社會的情感:「一種對於不應得的優越條件,一種對於不公平的社會障礙,以及對於所謂的由於出身或其他原因所決定的高於他人的地位,一種對於對人的尊嚴遭侮辱的反抗情緒。」哈維爾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儘量地擁有同樣的機會,至於怎麼利用它們則是另外一回事。
哈維爾血液中的文人成份無疑多過政治,在他的心中有個遠離現實的「烏托邦」政體,他認為政治家應該以「個人」而非政黨附屬品去爭取選民支援,黨派應該只具備俱樂部的功能,人們從中淨化思想、相互結識,並找出最理想人選管理國家事務。換句話說,政黨不應該直接進入權力核心,否則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官僚、腐敗和不民主,它們應該只為被選舉出來的人提供資訊、思想以及改進觀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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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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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論戰一直圍繞著資產所有權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說就是企業應該是私人經營還是成為公共財。哈維爾以為,最重要的是以人來衡量所有結構,包括經濟結構,而不是相反地以一切結構來檢驗人,「唯物主義」忽視人與人的關係,個人差異、創造性、上進心、競爭力放在這種經濟體制下,就變得不具意義,因此人對工作本身及工作成果失去興趣。哈維爾也不認為改變所有制能夠解決上述問題,最重要的是,每個經濟單位必須恢復與個人間的關係,使人們可以感受他與工作間的關連性,人們必須作為「人」在企業裡工作,這不僅僅是生產的數量或質量問題,這樣的概念很難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中表示經濟增長的高斯曲線來表達,就像人在乎的是「家」的意義,而不是「住所」的實體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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