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佈我:震驚於我的公眾形象竟更需要仰賴他們,而不是我自己;震驚於電視上一個得體的微笑,或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於電視怎樣強迫我盡量簡單地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表達我的思想;震驚於我的電視形象可以多麼輕易地搞得與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我對這一切感到震驚,同時擔憂它們不會帶來什麼好處。我認識一些只懂得以電視攝影機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政治家。電視就這樣剝奪了他們的性格,使他們變成有點像自己所製造出來的電視的影子。我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們睡覺的姿態,是不是也像是要上電視那樣有模有樣?……當我明白到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仰賴於它們,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時,我也並不對媒體感到憤怒。引起我興趣的是別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眾傳媒的人所肩負的責任。他們也承擔了對世界和人類未來的責任。
--〈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出自《政治,再見!》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那些不會善用媒體的人,就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目前政治人物利用顧問以提昇他們的媒體形象,許多人因為沒有顧問可以傳授在鏡頭之前做秀與發表演議的技巧,因而變得很無助。有些政治人物幾乎成了媒體的奴隸,以致於他們只是對著鏡頭微笑,而非對著人群微笑。即使他們摸摸小孩子的頭,他們也是在等待媒體以最佳的角度捕捉這個畫面。
--〈戲劇與政治〉,出自《政治,再見!》
我有一個患嚴重氣喘病的朋友,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監獄裡度過好幾年。他在那裡過得很痛苦,因為獄友吸煙使他幾乎不能呼吸。他要求換到無吸煙者的牢房,但沒人理會。他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受到很大的威脅。一個美國婦女知道了這件事,便幫他打電話給一個在一份重要的美國日報當編輯的朋友,問他能否為此寫點什麼。「那人死時打個電話給我。」這位編輯如此回答。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但在某方面卻是可以理解的,報紙需要的是一個故事。氣喘病不是一個故事。然而,死亡可以使它變成一個故事。
--〈故事和極權主義〉,出自《無權力者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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