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匿名理性遊戲的一種方式是繼續玩弄事物的神祕性──「扮演上帝」──進一步發明和佈署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當然，這一切原是為了「捍衛民主」，而事實上卻進一步使民主退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

－－〈政治與良知〉，出自《政治，再見！》

這個世界被包容在一個單一的全球文明當中，但這個文明卻是建立在一個「共存」的基礎上：各種文化、宗教或者文明領域的共存，它們的地位都是相等的，而且具有同樣的力量。……很多時候，許多獨裁者都會引用某種理由來提出反駁，為其邪惡的行動尋求合理根據，但最後也只變成卑鄙下流的託辭而已──他們總是會指出他們的文化有「與眾不同之處」。

－－〈《世界人權宣言》的意義與價值〉，出自《政治，再見！》

意識形態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聯繫世界的方式。它賦予人類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們與實質輕易地脫離。作為某種超越個人與客觀事物的貯藏庫，意識形態讓人們欺騙自己的良知，掩蓋他們的真實境況和不光彩的動機，自欺欺人。……。因此，意識形態根本的辯解功能，是向後極權主義體制中的受害者和支持者們提供假象，讓人們相信現行體制是與人類秩序和宇宙秩序相和諧的。

－－〈無權力者的權力〉，出自《無權力者的權力》

意識形態成了人民與政權之間的橋樑，藉由意識形態，政權可以接近人民，人民也可以接近政權。這便說明了意識形態為什麼在後極權主義體制裡可以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政權的完整性乃是依靠由各個單位組合的複雜機構、等級制度、傳送帶和種種間接的控制工具等無數的方法來獲得保證的，除此之外，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來為其所掌控的一切辯解，為它的每一部分找尋藉口，那簡直是難以想像的。

－－〈無權力者的權力〉，出自《無權力者的權力》

我總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佈我：震驚於我的公眾形象竟更需要仰賴他們，而不是我自己；震驚於電視上一個得體的微笑，或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於電視怎樣強迫我盡量簡單地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表達我的思想；震驚於我的電視形象可以多麼輕易地搞得與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我對這一切感到震驚，同時擔憂它們不會帶來什麼好處。我認識一些只懂得以電視攝影機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政治家。電視就這樣剝奪了他們的性格，使他們變成有點像自己所製造出來的電視的影子。我有時候甚至懷疑他們睡覺的姿態，是不是也像是要上電視那樣有模有樣？……當我明白到一名政治家的浮沉往往更仰賴於它們，而不是政治家本身時，我也並不對媒體感到憤怒。引起我興趣的是別的事情，是那些掌握大眾傳媒的人所肩負的責任。他們也承擔了對世界和人類未來的責任。

－－〈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出自《政治，再見！》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那些不會善用媒體的人，就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目前政治人物利用顧問以提昇他們的媒體形象，許多人因為沒有顧問可以傳授在鏡頭之前做秀與發表演議的技巧，因而變得很無助。有些政治人物幾乎成了媒體的奴隸，以致於他們只是對著鏡頭微笑，而非對著人群微笑。即使他們摸摸小孩子的頭，他們也是在等待媒體以最佳的角度捕捉這個畫面。

－－〈戲劇與政治〉，出自《政治，再見！》

我有一個患嚴重氣喘病的朋友，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監獄裡度過好幾年。他在那裡過得很痛苦，因為獄友吸煙使他幾乎不能呼吸。他要求換到無吸煙者的牢房，但沒人理會。他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受到很大的威脅。一個美國婦女知道了這件事，便幫他打電話給一個在一份重要的美國日報當編輯的朋友，問他能否為此寫點什麼。「那人死時打個電話給我。」這位編輯如此回答。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但在某方面卻是可以理解的，報紙需要的是一個故事。氣喘病不是一個故事。然而，死亡可以使它變成一個故事。

－－〈故事和極權主義〉，出自《無權力者的權力》

我承認我也從事象徵性的政治活動：在我上班的日子裡，我經常會見不同的人──本國同胞或外國代表團，並不是我有緊急的事必須與他們討論，只是因為我們的見面就傳達了一種訊息。我不諱言，我有時覺得這種會面有點欺騙性質。另一方面，我相當知道，這種會面乃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只因為當時我沒有特別的議題討論就避開某些會面，這將是愚蠢的事情。……這些及其他象徵性的政治動作，不像別的，而像是戲劇。它們也包括影射、多重意義與暗示性。

－－〈戲劇與政治〉，出自《政治，再見！》

我的確是一夜之間被彈進神話世界，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年回到地下，更清楚暸解到神話只是人類現實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構造絕對不像神話那樣。於是，在從未嘗試成為神話國王，並發現自己確實在歷史的意外中被逼上這個位置之餘，我並未能免於從令人興奮的革命世界摔落到世俗世界的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政治，再見〉，出自《政治，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