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關於中譯本的一點疑義》
Evany (2003-01-16 00:50)
不管是捷克文版編輯,或英文版的譯者都曾提及,翻譯赫拉巴爾作品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必須追隨著他廣博的學識,窮究四方文學哲學義理以及各種技術用詞;最大的難題,在於他作品中大量出現的俚語和方言,那些來自市井小民的生活化用詞深入捷克文化底層,並非其它語文能輕易迻譯(據聞在原書中,只要人物一開口,他的出身便可一目了然);此外還有赫氏自創的新辭彙,在在加深翻譯上的困難。
大塊文化已取得中文版權的數本赫拉巴爾作品,據聞都將交由大陸地區熟諳捷克文的資深譯者翻譯,尊重原著的嚴謹作法值得稱許。已問世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是系列中譯本的前鋒。我不懂捷克文,無從比對原文,自然無法評述譯者的正確性問題。只是純就閱讀中譯本的角度,輔以部分英文資料後,發現了幾個小問題。
楊樂雲女士的某些專有名詞,與台灣慣見的譯法有所出入,譬如:倫勃朗(林布蘭)、莫奈(莫內)、克里木特(克林姆),這類在台灣幾已成為「定譯」的名詞,似乎應予以統一,才不至造成讀者閱讀時的困擾。
不過較大的困擾,在於譯者筆下的「大陸語法」,尤其是貫穿全書,經由壓縮處理後的回收廢紙一律譯成一個「包」字,讀來非常不順暢(不管是口語或書寫,我們稱錢包、郵包、茶包,卻很少單獨用一個包字指稱特定被裹紮起來的東西)。老打包工的喃喃自語配上大陸腔調後,變成:「三十五年來我從工作中和通過工作學到的一切統統放進包裡……」、「我幹活老是完不成任務」、「怎麼樣,大叔,咱們幹?」讀來特別有種突梯荒謬感。
至於「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這個全書主軸詞句,有沒有必要還原為更接近《道德經》原文的「天地是不仁的,而且聖人也是不仁的」,由於涉及赫拉巴爾原文的解讀及翻譯詮釋的問題,在此不予討論。
另外,不知是原著如此,或者譯者/編輯處理上有所疏漏,中譯本裡完全沒有分段,形成了全書八章「一章一段」的特殊景觀。英文版裡倒是章章都有分段,從最少五段到最多十六段,尤其頭兩章,每段幾乎都以「三十五年來……」起頭,閱讀時形成特殊的韻律感,令人印象強烈。
最後,中譯本譯序裡提及,赫拉巴爾於戰後取得法學博士學位。這個說法,在負責編輯與出版赫氏全集的Václav Kadlec撰寫的一篇赫氏傳記中亦可得見(" he graduated doctor of laws ");而在另一本由赫拉巴爾相識三十餘年的文學史研究者 Radko Pytlik 撰寫的 "Bohumil Hrabal : The Sad King of Czech Literature" 書中,並沒有強調赫氏取得的是博士學位,唯在書末的附圖中,有一張年輕赫拉巴爾與母親的合影,圖說為: " The New Doctor of Law "。然而在其它英文資料(包括英文版書籍的作者簡介),都找不到赫氏擁有博士學位的說法。實際推算:赫氏於1935年進入查爾斯大學法學院就讀;1939年納粹下令關閉捷克各大學;戰後(1945年)重回校園;1946年取得學位,前後加起來,頂多只有五至六年的修業時間。究竟赫拉巴爾是否真獲得博士學位,或者乃捷克學制與西方慣用制度有別所致?還請識者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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