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大外文系教授歐茵西

　　高爾基曾言：「不認識托爾斯泰者，不可能認識俄羅斯。」

　　托爾斯泰的魅力與影響不僅在俄國國內難有匹敵，在國外也十分驚人。百餘年來，他的作品廣譯為各國文字，銷售量累積近三億冊，小說與劇本一再被搬上銀幕 ，《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莫不引人深思。

　　文學史家認為，托爾斯泰早期的《童年》、《少年》、《青年》（1852∼54）及《塞瓦斯托堡故事》（1855∼56），已表現他的重要特質：傳記性的素材，強烈的道德觀；以「我」的口吻詳盡敘述親身經歷，同時展現理性的客觀，境界寬廣。此後的作品，如《暴風雪》、《一個地主的早晨》、《兩個驃騎兵》（1856），《三死者》、《家庭幸福》（1857），無論個人的、家庭的或歷史的故事，無論談農奴制度的改革、戰爭的愚昧或社會的墮落，作者的內在發展始終與回憶緊密相扣，高境界的倫理探索，予讀者深刻印象。

　　五○年代後期，托爾斯泰數度出國，帶回新的觀察和領悟，提供生活與寫作以豐富內容，開始關心教育，相信推動包括農民子弟的普及教育，乃人道所在及俄羅斯前途所寄，於是發行雜誌、辦學校、發表多篇論文，揭開「托爾斯泰主義」序幕，表達對生命意義、人性尊嚴與道德的關懷，後人津津樂道，並紛起追隨。寫於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八年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以法俄戰爭為經緯，人物數百，線索繁複，展現作者精微的觀察力與文字技巧，但重點不在傳統的歷史敘述與愛國主義，不神化自我犧牲、祖國愛、彷徨、痛苦或俄羅斯人的英勇，而專注於每一個人的人性思維。因為，所謂偉大的形象，包括神、沙皇、或社會，皆不若單一的個人真實、豐富和貼近生命。

　　換句話說，當時還年輕的托爾斯泰已對「純藝術化寫作」持保留態度，反對「規劃」的藝術，鄙視所謂「趨勢」、「新潮」，及莫斯科與彼得堡上流社會的偽君子，認為他們抽象而虛假，不具備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托爾斯泰眼中，當時俄國文壇上大聲宣揚法國「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的知識份子不過是趕時髦的假文化人。他重視「真實」，認為作家不能只寫取悅讀者的東西，或虛幻的想像和描繪，而應不斷思考生活意義，掌握生命的本質。所以，讀者不難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看到他對大自然及鄉間生活的偏愛，對勇敢「小人物」的同情，對事實「真相」的強調。

　　《家庭幸福》（1859）、《安娜•卡列妮娜》（1877）及《克魯采奏鳴曲》（1890）皆以婚姻為主題，呈現托爾斯泰在此一課題上倫理觀的演進。托爾斯泰二十歲前後即與幾名女子有過親密來往，一八四七年甚至因性病住院，但他同時嚮往「潔淨」的男女關係，《家庭幸福》中的女性代表了這種理想和渴望。一八六二年，三十四歲的托爾斯泰與索菲亞（年方十八）結婚，兩人年齡、教育程度、人生經驗都相去甚遠，但婚後十五六年間，感情融洽，索菲亞為丈夫謄寫文稿，生育十三名兒女，善於持家。

　　托爾斯泰愈來愈投入社會與道德關懷後，雙方心靈卻逐漸疏遠，晚年竟幾近完全決裂。夫妻倆真正的問題何在，外人終究只能揣測，但托爾斯泰確在作品中細膩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與愛情觀，而所有的美好典型都基礎於一項原則：內在的完善。托爾斯泰雖也擅寫美艷女色，他的理想女性卻多姿容平庸，包括《戰爭與和平》的瑪利亞，《安娜•卡列妮娜》的吉蒂。吉蒂與列文能擁有幸福，因為「他們全心全意為對方著想，以真愛克服衝突。」安娜也是一種「典型」，一種真實而普遍的女性典型：聰慧、善良、美麗，但境界不足，所以走上絕路。托爾斯泰並未寄予她特別的同情，在她臥軌自盡的剎那，讀者應非流淚，而是陷入沉思。

　　一八八○年左右，托爾斯泰的教化色彩益趨濃厚，編寫了一系列「為人民」，而非「出自人民」的宗教故事，如傳教士般積極訓道，並努力過簡樸生活，甚至準備放棄財產，而與妻子發生齟齬。《魔鬼》（1889）、《克魯采奏鳴曲》（1898）、《復活》（1898）、《活屍》（1900）等小說，都與純文學很有距離，偏向政治與人性的探討，這些思考是二十世紀初期托爾斯泰受到舉世矚目的重要原因。他在〈教會與國家〉（1882）、《黑暗的勢力》（1886）、《復活》及其他許許多多文章中，抨擊政治與宗教的組織和權威，認為權威導致腐敗，形成不公，產生人類世界的無數悲劇，如戰爭、階級、司法黑暗、愚眛……。他的「理想國」以兄弟之愛為基礎，構架簡單的社團型態的政治組織，以道德規範行為，建立心靈至上的王國。

　　托爾斯泰終其一生追尋上帝，相信祂的天空是開放的，上帝的王國人人可以分享，不屬於任何宗教、任何形式的教會，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宗教有資格代表上帝。他抨擊教會的種種階級、規範和儀式，除了樹立權威，製造愚眛，無助於人類世界的和平。他說，人只要了解「愛」的真諦，能出自赤誠關懷旁人，便生活在上帝之中，上帝也生活在他之中。

　　這些針對政治與宗教權威的文字挑戰，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俄國受到容忍，一方面緣於當時俄國正處於開明的大改革時代（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在位，一八八一至一八九四年亞歷山大三世在位），另一方面托爾斯泰的國內外聲譽令政府不能不投鼠忌器，而且他反對暴力，與激進的革命份子並不相同。一九○一年，俄羅斯東正教會終於宣布開除他的教籍，托爾斯泰則繼續積極在作品中宣揚「愛」的真理，深深影響他的同時代人，影響其他國家、其他地域的讀者，甚至一百年後的我們。如果說，托爾斯泰也將繼續影響未來的讀者，未來的人類世界，料亦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