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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胡薩克博士：
在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廠中，一切工作按部就班，紀律嚴明。在生活水平緩慢提高的同時，我國公民的不懈努力創造出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人們建房子、買汽車、生兒育女，自我娛樂地過他們的生活。
當然，所有這一切總括起來，不能作為衡量您所實行的政策成功與否的標準。在每一次社會動盪之後，最後的結局總是人們仍然要千篇一律地回到日常事務中去，之所以如此，其最簡單的原因是：人們都想要活著。他們畢竟是為了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為了這一群或那一群政治領導人的緣由而做出這種選擇。
但人們所做的一切，無論如何都不僅只是去上班、逛商店、打發光陰，人們要做的事比這多得多：人們必須對完成或超額完成的無數產品定額負責；作為一名公民，他們得去投票並且要全體一致地選舉出硬塞給他們的候選人；他們得積極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組織活動；他們得出席各種會議和參加遊行示威；他們還應該對任何事情都表示支持。對於政府要求人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你都找不到任何跡象，表明人們還存在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當然，所有這些事實都不會被小覷。但是，不管這些事情是否能夠證明你們的集團所設定的目標已經獲得實現，人們還是會十分鄭重地問道，你們贏得了公眾的支持嗎？你們鞏固了國家團結的局面了嗎？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鞏固的含意。
如果發生這種情形，即僅僅通過各種各樣的統計材料、通過官方的公告和警方對公眾政治活動所做的描述等來判斷衡量的話，那麼我們肯定會毫不懷疑地感覺到我們已經取得了鞏固的成果。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鞏固」當意味著更深一層的含意的話，那麼就要問在社會生活中真正的心理狀態究竟是什麼。讓我們開始研究一下那些更加持久、更加微妙、更加無法衡量，但又絕不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素，也就是從隱藏在所有表象之後的、完全個人化的、人性的經驗開始研究，這樣好不好呢？我們要問，例如，對於社會道德和社會精神的復興，對於真正有人性內涵的生活的提昇，對於把人提高到更高層次的尊嚴上去，對於在這個世界上，人能夠真正自由地和真實地宣佈自己的觀點，我們都做了些什麼呢？當我們把注意力從刻板的、老套的公開表白，轉移到內在的原因和結果，轉移到它們的內在聯繫和意義上，一句話，也就是轉移到不那麼公開的事實層面上，而在這個層面上，那些不公開的表白可能在實際上獲得了普遍的、有人性的共鳴的時候，我們到底發現了什麼呢？或者進一步說，我們還能認為我們的社會是「鞏固」的嗎？
我大膽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我要斷言的是，從所有那些外觀上表現出煞有其事的事實，或從我們社會的內部來看，我們的社會遠不是一個鞏固的社會。相反地，就某些方面來說，與我們所能想到的、最近任何一段歷史時期相比，我們的社會都更深地陷入到更加可怕的危機之中。
下面我就要證明一下我這一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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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定會問起的基本問題是這樣的：為什麼人們正在以他們事實上已選擇的那種方式來表現自己的行為？為什麼人們要做這些事情，而所有這些事情聚集在一起，總給人形成這樣一個極深的印象，彷彿一個完全團結的社會在不遺餘力地支持政府？但是，對於任何不帶成見的觀察者來說，我認為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人們這樣做是由於受恐懼的驅使。
因為害怕會失去工作，所以學校裏的教師就去教他們不相信的東西；為自己的前途擔心，學生們也就跟著老師去重複那些他們也不相信的東西；因為害怕被停止學習，所以青年人就去加入共青團，不管什麼活動都要去參加，因為這是必須要做的；在注重政治名譽的可怕體制之下，害怕兒子或女兒不能獲得被學校錄取的必要的總分，於是父親就承擔起一切責任來，並且「心甘情願」地去做每一件要求去做的事情：害怕拒絕選舉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於是人們就去參加選舉，去投那些已經被內定的候選人的票，而且要裝出一付模樣，彷彿他們認為這種儀式是真正的選舉；在擔心生活、地位和前途之外還有別的擔心，於是人們就去開會，為每項決議投贊成票，或者至少保持沈默；恐懼使得人們做出形形色色的、使人蒙受羞辱的自我批評和懺悔舉動，同時人們也就用不誠實去填充那眾多的、水平不斷降低的調查問卷；因為害怕有人會告密，人們學會了不對公眾，甚至對周圍親朋好友也不表達他們的真實想法。正是害怕個人財產遭受厄運，正是那種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而去逢迎當局的努力，使得工人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把他們的名字放入到「義務勞動」的名單之中；事實上，這種同樣的動機還時常隱藏在社會主義勞動隊創立的背後，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勞動隊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一份送給較高一級部門的有關報告中被提到一下。恐懼迫使人們參加一切官方的慶典、遊行示威和行軍活動。出於不能再繼續從事他們喜歡的工作的恐懼，迫使許多科學家和藝術家去歌頌他們內心並不接受的思想，去寫那些他們並不同意，甚至明明知道是錯誤的東西，或者去加入官方的組織，或者參與到他們認為一文不值的工作之中，或者去歪曲和詆譭他們自己的作品。在拯救自身的努力中，甚至有許多人去揭發別人，因為他們受到過別人的揭發，現在他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當然我在這裏所談到的恐懼，並不是指具有普通心理學意義上的那種特定的、確切的情緒。我們所看到的周圍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像白楊樹樹葉那樣顫抖不停：他們在外表上信心百倍，並且自鳴得意。我們所關心的恐懼，是在更深層的意義、倫理意義上的一種狀態，你可以意識到，你自身已或多或少地處於那個人們都共同感覺到的、永恆的、無所不在的危險之中；為正在受到的或即將受到的威脅感到憂慮；逐漸習慣於將威脅視作現實世界的一部份；而為到達這種程度，便用一種我們以前未曾有過的嫺熟，與實際的方式來做出各種各樣表面上的適應，而以此作為進行自我保護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理所當然的是，恐懼並不是當今社會結構中唯一的建材。
雖然如此，它還是最主要的基礎材料。我們的官方文件所聲稱我們國家的「鞏固」狀態，是以人們表面的一致性、守紀律和全體贊同為基礎的，沒有恐懼，這些什麼也做不到。
問題自然又出現了，那麼，人們實際上所害怕的東西是什麼呢？害怕審訊？害怕拷打？害怕喪失財產？害怕被驅逐出境？害怕死刑？肯定不是這些。當局對公眾實施的最為殘忍的這些壓迫方式，很幸運已成為過去的歷史──至少在我們國家當前的狀況是這樣。今天，壓迫採取了更為巧妙、有所選擇的方式。即使政治性的審判在今天都不會發生，但人人都知道當局是怎樣處理這些政治案件的，政治審判只是代表著一種極端的威脅，事實上，當局對公眾的主要壓迫已經轉移到生存壓制的範疇了。當然，這使得問題的核心更加難以改變。
最惡名昭彰的是，威脅的絕對值並不等同於威脅的相對值的總和。一個人客觀上所失去的東西，以自身的價值尺度來衡量，對於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而言，與他所主觀上所要求的重要東西相比是不足以相提並論的。因此，如果說，一個人今天害怕失去他在自己領域裏工作的機會，這就好比歷史上他曾經歷過財產要被沒收的威脅一樣，可以說完完全全是出自於對同一種反動結果的恐懼。而千真萬確的是，這種生存壓力的技術，在某種意義上其影響乃更具有普遍性。概括地說，在我們國家裏，沒有一個人在生存的問題上不是脆弱的。每個人都有可能要失去的東西，所以，人人都有理由感到害怕。一個人所能失去的東西其廣泛性真是大得無邊，從上層統治階層五花八門的特權，到給予有權有勢的人各種各樣特殊的機會，諸如享有四平八穩的工作、升級和獲得權力，賦與在某一領域裏工作的技能，或接受更高的教育，以至於下到對於其他公民來說，在適合於他們的合法的、有限的範圍裏，只是勉強能夠維持生活的機會。儘管對這些特殊階級而言，適用於其他可稱之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種族隔離」犧牲者的民眾身上的法律，並不適用於他們。真的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要失去的東西，最為卑賤的工人兄弟都有可能被掉換到一份更為低賤、報酬更糟的工作上去，這或許是因為他在一次會議或公開場所上說出了心裏話，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遭受野蠻的懲罰。
這種生存壓迫的制度，完全籠罩了整個社會和個人。無論是特定的日常威脅，還是一般偶然性的威脅，這兩種威脅都受到了權力結構中固有力量的支援，也就是說，它受到了無處不在的、全能的國家警察力量的支持，這種力量使得壓迫對人們的威脅變得包羅萬象、錯綜複雜、強健有力。
因為這是隻可怕的蜘蛛，它無形的網羅縱橫交錯於整個社會，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點點滴滴的恐懼最終都交會在一起；而最無可辯駁的證據是，從沒有一個公民敢奢望對國家權力提出挑戰。甚至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裏，都不會親眼看到這個網羅，也摸不到它的絲線，然而，即使頭腦最簡單的公民都能意識到這個網羅的無所不在，並時時刻刻感受它的存在，同時據此行事，──也就是說，他的行為必須得到那些隱藏著的耳目的認可，而他非常清楚為什麼這樣做是很必要的。因為這隻蜘蛛可以干涉一個人的生活，而無須將他吃到嘴裏。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必要對一個人實行審訊、起訴和判決，因為他的上級也被糾纏在同一個網羅中；而且在決定他命運的每個層次上，都有與國家警察合作或被迫與之合作的人。所以，在事實上，國家警察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它時時刻刻都能夠干涉人們的生活，而被干涉者又沒有任何抗拒的機會，這種干涉足以消滅被干涉者生命中某些自然的和真實的東西，而把這些自然的、真實的東西變成一種無止境的虛偽。
如果隱藏在人們防禦性自保行為背後的是恐懼，人們並以此來保護他們目前已擁有的東西，那麼，為了贏得沒有的東西，人們積極進取的主要動力就是來自於自私和野心的情況，將越來越顯而易見。
在最近的時代裏，似乎很少有這樣的社會制度，如此公開地、厚顏無恥地讓人們心甘情願地在任何時候支援任何事情，只要這種支援能給他們帶來某些利益就行。對於那些無視道德、沒有脊樑骨的人來說，他們時刻準備做任何事情，只要能使他們獲取權力和滿足私欲就行；對於那些生來就是走狗的人來說，他們早已準備好去丟人現眼，並一直理所當然地去犧牲鄰居和他們自己的名譽，為的就是有機會投靠到權勢者的門下。
這樣看來，與以前比較而言，有如此眾多政府的和有影響的職務由那些聲名狼籍的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騙子和行跡可疑的人來擔任，這一點就絲毫不足以為奇了。總而言之，對典型的合作者來說，這些人具有特殊的天才，在每次轉折關頭，他們總能使人相信，他們可鄙的工作是為了拯救某個出路，或者至少還能防止更壞的人接替他們的位置。這也無須奇怪，在這些環境中，所有公務員腐敗橫行，他們的貪欲赤裸裸地公開以便為任何理由收取賄賂，並且自甘受各種私欲和貪婪的操縱和支配。與過去十年所能回顧的事實相比，這種情況更加肆無忌憚、登峰造極。
真正相信政府的宣傳、無私地支持政府的人，其數量比以前大為減少，但是，弄虛作假者的數量卻在急劇上升。時到今日已到了這種地步，每位公民事實上都已被迫成為一名偽君子。
這種令人沮喪的局面當然是有其邏輯根據的。在最近幾年裏，這個政權很少去關心外表忠實的公民其內心真實態度究竟如何，而且也很少關心公民表態的真實性到底如何。這就足以看出，面對在進行自我批評和懺悔的人，沒有人去真正關心他們所說的東西是他們真正以為的呢，還是僅僅在考慮自己的利益？實際上，人們肯定會說，第二種假設多多少少是符合事實的，而不理會到底在裡面看到多少不道德的東西。確實，在人們的各種表態中，對個人利益前景的考慮是主要的論據。其實，沒有一個人真得確信懺悔者的所做所為是錯誤的，而是簡單地確信，他為了拯救自身必須懺悔。與此同時，他孜孜以求的利益被巧妙地額外補償了，而贖罪以後殘留的悔恨感覺也就被輕描淡寫，並被當作幻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如果竟然有哪個怪人真心誠意地去懺悔，並且表現在這樣的行為上，比如拒絕接受因為遵守原則所得到的適當獎賞，那麼我們的政權十有八九會認為，這樣的人是值得懷疑的目標。
公正地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家都一直是在公開地接受賄賂。比如，在你工作的地方，如果你接受了這個或那個官方職務──當然不是為你同事服務，而是為部門服務──那麼，你就會被授予這樣或那樣的特權。如果你加入了共青團，那你就有權利參加這樣那樣的娛樂活動。作為一名有創造活力的藝術家，如果你參加這樣那樣的官方組織的活動，那麼你就會被賦予這樣那樣的、真正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的機會。不管你在私下裏想什麼，只要你在公開場合表示贊同，克制自己不要製造事端，壓抑你對真理的興趣，使你的良知保持沈默，那麼，各種機會的大門都是向你敞開的。
如果這種表面適應的原則，是我們在社會中獲得成功的基石的話，那麼人們可能會問，我們應鼓勵什麼樣的人格品質？什麼樣的人將會出人頭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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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離恐懼而對社會是非採取膽怯的自保態度、和為了私利不斷進取的行為之間，存在著一連串非常有害的東西，因為它們在形成今天「團結社會」的道德氛圍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有害的東西就是漠不關心，以及一切與之相伴而生的東西。
似乎最近歷史所發生的震盪，以及隨之在我們國家建立的制度，乃使人們失去了對未來的任何信心，失去了對處理好公共事務的可能性的信心，以及對於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意義失去了信心。他們對於超出自己日常生計以外的任何事情一概漠然處之，而只是一成不變地關心他們自己的生活狀況；他們尋求一切方法來逃避，他們屈服於冷漠，他們對於超越個人的價值和他們的下屬一律漠不關心，他們沉溺於精神上的頹廢和沮喪。
對於那些還試圖進行抵抗的人來說，他們的種種做法，例如，拒絕以虛與委蛇作為生存的必要原則、對以自我外在化為代價換來的自我實現的價值的懷疑──這會使他被越發冷漠的鄰居看做是一個行為古怪的人、一個傻子、一個唐吉訶德，最後，人們還會不可避免地帶著討厭的心理來看待他。這樣的人行為上與眾不同，在某些方面，還具有危險性，因為他在眾人的面前展示了一面批評的鏡子。也有可能，那些麻木不仁的鄰居們，會把這樣一個人從他們當中驅逐出去，或者，這些鄰居在表面上被要求迴避他，而秘密地或私下地同情他，因為，這些鄰居希望通過私下秘密支持一個能夠表現出他們自身應該表現卻沒表現的人，以保持他們良心的寧靜。
荒謬的是，這種麻木不仁竟然已變成一股非常活躍的社會力量。人們怎麼能夠否認，不正是這種明白無疑的麻木不仁而不是恐懼，促使許多人走到投票台、參加各種會議、成為官方組織的成員？不用考慮地便給予政權絕大的政治支持，難道不是一種例行公事、習以為常、自動作用與偷懶嗎？難道這種政治上的支持──實際上什麼意義也沒有，而這不就是一種徹底的順服嗎？參加沒有人能夠相信的所有政治儀式，事實上是空洞並且毫無意義的。不過，這樣至少能確保一種平靜的生活──不去參加不是就會更有意義嗎？不，因為不參加，人們可能什麼也得不到，而且還會在討價還價中失去了平靜的生活。
絕大多數人不願把他們的精力花費在與當局沒完沒了的鬥爭中，尤其是當這種鬥爭以孤立的個人被戰敗而結束的時候，更是如此。所以，為什麼不去做要求你做的事呢？你什麼也不會損失，而且，總有一天你會不再為這件事煩惱。一時的想法是沒有價值的。
絕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制式化的參與行為，而這卻被當作是「群眾政治參與」的佐證。所有這些，則進一步構成了當前有關「正常」行為的概念，而這一概念，在本質上則是令人深深感到悲哀的。
人們對普遍改革的任何希望、對超越個人之目標與價值的任何興趣、以及從「外部」方向加以影響的任何機會放棄得越徹底，那麼，他們的精力就會越加轉移到最小的抵抗方向，也就是轉移到「內部」上去。今天，人們考慮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他們的家人和家園。正是在這些方面，他們得以找到放鬆，在這裏，他們才可以忘掉世界上的蠢事，而能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創造才能。他們使家裡充滿一切的家具和美好的事物，他們努力去改善生活上的種種設備，使生活符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蓋房子、照顧他們的車子，他們更加感到興趣的是食物、衣物和家裡的舒適。總而言之，他們把主要注意力轉移到他們私人生活的物質方面。
很清楚地，這種社會導向會產生有利於經濟的效果，它有利於改善久被消費者忽視的領域，如商品生產和公共服務。它亦有助於提高人們的總體生活水平。從經濟意義考慮，這是一種重要的動能來源，多少總能夠有助於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當然，僵化的、官僚的、非生產性的國家經濟部門，便幾乎無須期待其有能力來發展社會物質財富。（只要把國家和私人建房的數量和質量相比較就足以發現了）。
當局也歡迎並支持把這種過剩的精力投入到私人領域中去。
然而，政府為什麼要支持？是因為它有能力刺激經濟增長嗎？當然，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當前的政治宣傳工作的整個精神，都在不張揚而系統地把這種「內部」導向吹噓為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真實所在，而這種做法卻一覽無遺地顯示出為什麼當局歡迎這種精力的轉移。當局認為，人們從公眾活動中游離出來，這應該是人的心理本能。因為，如此過剩的精力如果都指向「外部」的話，那麼肯定會轉而反對他們──也就是反對頑固的特權──正確地預測到這一點，當局就會毫不遲疑地把真正令人絕望的生活，當作是有人性的生活。為了平穩地管理社會，那麼，社會的注意力就必須從它自身，也就是從人們所關心的社會事物謹慎地轉移出來，通過把一個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到只是消費的物質層次上，如此一來，就有希望使他沒有能力鑒別他所受到的正在不斷加劇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侵犯。把人降低到僅僅追求最原始的物質利益，成為初級消費社會的簡單載體，就是期望把人變成在各種操縱下容易受人擺佈的材料。通過把個人限制在可憐的範圍內，在這個範圍裏他只能表現出消費者的行為，並服從於某種來自國家指導下的市場的限制，這樣，對於實現作為一個人所具有的無法估量的潛力的可能認知與渴望，就能在其萌芽階段消滅這種危險。
所有這些證據都表明：當局是在運用一種得心應手的方法來對付那些把自我保存當作生存唯一目標的人。在尋找最小抵抗的途徑時，這些人完全忽視了他們必須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對人的正直的粗暴踐踏和對人性的無情閹割。
然而對於這種現狀，當局卻固執地以革命的意識形態來證明自己的正當，在革命的意識形態裏，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佔據了中心位置！但事實上，對於人格的概念，以及人格的多方面、和諧和真誠成長，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對人們來說，他們是不是已經使自己從將人變得疏離的社會化的機器世界桎梏中解放出來，從價值的神秘等級觀念，即被形式化的各種自由中解放出來、從財產的宰制、金錢的崇拜和力量下解放出來？到底，對於這樣一種理想又發生了什麼變化呢？這個理想即是：一個人應當在生活中充分享受社會和法律的正義、在經濟和政治權力中享有一份具有創造力的配額、使人性尊嚴得到提昇，和得以真正地自我實現。然而現實提供給人的東西，不是自由地參與經濟決定、不是自由地參與政治生活、不是自由地追求心智的進步，而僅僅是給予你一個選擇購買他們想要你去買的電冰箱或洗衣機的機會。
不過最顯眼的是，在這一切之上卻強加著偉大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外表──而它背後實際蜷縮著的卻是最適合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家庭住房。一方面，言過其實的標語口號史無前例地增長，這些標語口號在宣傳各種各樣的自由，以及我們生活的獨特結構性變化；另一方面，生活前所未有地枯燥乏味，貧困的生活使人們僅僅為了消費品而四處奔波。
（以上節錄自〈致總統胡薩克博士的公開信〉，出自《無權力者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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