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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聽聽您對中國的現在及未來的看法。中國是一個有著廣大人口的巨大國家。中國政府近二十年來主要致力於發展經濟，容許、最後並鼓勵了自由的市場經濟。可是，在政治上，中國仍舊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一切的國家，中國目前沒有被西方稱之為民主的主要制度，例如政黨政治、自由的省市及地方選舉、由不同的政黨推出候選人的總統競選和議會選舉、沒有獨立的媒體和新聞自由，甚至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出版自由（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國營的，沒有私人出版社）。而近二十年來城鄉社會的惡質商業化，也使文化和傳統受到了空前的摧毀。您怎樣看待今日中國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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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與制約著我們歐洲生活的歷史文化傳統很不一樣。在中國，很多情況是特別的。可是我想有一件事在中國和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區都是同樣的，也就是說，以自由的經濟和經濟主體的獨立性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假如長期缺少政治的民主，是不可能持續的。這種不對稱的情況可能維持十年、甚至二十年，但不可能是永久的，這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一樣。我曾經好幾次和其他國家的政治領袖討論過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我記得曾跟他們已差不多變成神的、「新加坡奇蹟」的創造者李光耀先生也談到這個問題。李先生說，他們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和西方不一樣，他們是另一個世界。在新加坡，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和稍微有一點獨裁主義特徵的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強調，不只是可能，而且和英國和歐洲大陸正相反，它是必要的。一方面我很有興趣聽他的話，並使我能意識到兩種不同文化的差別，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就這一點和他爭論，因為我能提出很具體的例子，用事實證明，兩種那麼相反的東西（自由的經濟、不自由的社會）的共處共存是不能長期存在的。這是我對中國現狀的基本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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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中國政府和江澤民主席曾邀請您正式訪問中國，您的夫人也曾訪問過台灣，您是否打算前往中國大陸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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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目前還是捷克共和國總統的時候，我確實很想去中國，我還有兩年半的時間。我確實收到了很熱烈的邀請，請我去中國訪問和參觀。但我希望把我的正式訪問和一些我個人也感興趣的訪問和見面放在一起進行，我不知是否可能。比如，我同時也想訪問台灣、訪問西藏，我也想跟一些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中國公民見面，也聽聽他們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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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中國政治領導人的思考方式，我想他們會很難答應您的某些請求。但隨著中國的逐步開放，您的著作、許多文章，也包括少量的文學作品給了中國的知識份子相當的影響。我的建議是，假如您能去中國，您應該在中國的某一所著名大學發表演講，並直接和大學中不同思想觀點的知識份子對話，並在駐華大使館內會見一些您想見的中國作家、戲劇導演和知識份子，至少可以和他們探討文學，瞭解中國的文學發展。假如您去台灣，相信可以更為自由地見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發表演講。您也可以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政治制度、文化發展以及人文傳統的異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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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希望會有這樣的機會。假如去中國大陸，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我還希望去看看別的地方，比如香港。這一切目前都還是一些抽象的願望，現在還沒有為這樣的訪問做任何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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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您在加拿大國會的演說中關於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思考，您認為個人比某一國家更為重要，您強調了「可為它而殺人或值得為它而死的唯一價值──亦即民族國家的光榮，已經越過了其最高頂點而開始走下坡」。我特別對您在這場演說中的最後一段話印象深刻，您說「國家是人的產物，而人是上帝的創造品」。您能再多一點闡述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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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應該很快、或用什麼激進的作法去取消或者限制國家的主權。我有一個看法，就是以長期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人權比國家的主權（一天比一天）更重要。按照我的看法，未來的國家將成為這個地球上眾多的行政單位之一，如現在的州、地區、市、或各種其他的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所有這一些行政單位在一起要創造出在一個非常複雜的世界上所有人類共處的結構。但是，在這結構上面，我希望還有一種最高價值－－人。尊重人、尊重人各方面的自由、尊重人的尊貴。這種對人的尊重，應該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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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一個劇作家，是一個喜歡在寫作中探究人的存在境況的文學家。在您一手促成的一九八九年年底將捷克共產黨政府和平地請下台的被稱為「天鵝絨革命」之後，您成為了國家的總統。您在做總統的近十年中，還有時間或可能從事文學或戲劇的創作嗎？將來，在您的總統任期結束之後，您會有特定的寫作生涯規畫嗎？這是一個作家才會問您的問題（笑）。（此刻，哈維爾也誠實地和他的顧問們笑著用捷文說道：我一句也聽不懂他講的中文，而他也聽不懂我講的捷語，藉助於翻譯，我們在交談。這種情景本身就像是一齣荒誕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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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真希望能重新回到寫我的戲劇、文章的生活中去。將來，在我總統任期結束後，除了文學寫作之外，我可能也會寫自己的回憶錄。而且，將來不做總統時，我一定會很輕鬆、舒服。寫作時也不必考慮到各種社會政治因素，不必像我現在準備總統演講時那麼小心挑選詞句，講話那麼枯燥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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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您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叫做「後共產黨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隨後，此文刊登在美國著名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上，在文中，您分析了共產主義這一人類過去的存在噩夢對今天這一後共產主義時代人類的人性影響。當時，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1】也在《紐約書評》上就您的這一演講寫了回應的公開信，批評了您文章中的一些觀點，隨後您又給予了回覆。這些文章經過中文的翻譯發表在《傾向》雜誌上後，引起了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特別是當時流亡在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和思考。請問您之後有機會再和布羅斯基進行討論嗎？您們見過面嗎？記得您曾邀他和您見面交談，以化解誤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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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布羅斯基寫了這封公開信，跟我之前寫的那篇演講中的觀點進行商榷。以後呢，我也寫了一篇回答。我們的那次商討和爭論具有各種多樣的誤會、錯誤，甚至曲解。我們確實討論到有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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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布羅斯基已經去世了。由於心臟病突發，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紐約去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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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去世了嗎？真的嗎？太可惜了，很奇怪我沒有聽到這個消息，真不好意思，這真的令人震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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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小說家，現居法國的米蘭．昆德拉，在台灣和中國大陸有著很高的文學聲譽，他所有的小說幾乎都已經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譯成中文出版，他早期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中國和台灣極其暢銷。假如我的猜測沒錯的話，當年您本人和他都被剝奪了發表及出版作品的權力，也被視為異議份子，您們曾是好朋友，可是早年您和他在關於捷克作家和知識份子怎樣在蘇軍侵佔捷克及後來胡薩克政權嚴酷統治的情形下有所做為及擔當責任上，產生過分歧，也有過一場廣為人知的爭論。您和昆德拉這些年常見面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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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去法國一定要和昆德拉見面，大概是今年三月，我正式訪問過法國，我和我太太和他在一起吃飯，相聚了三、四個小時。我們是好朋友。確實，近三十年前，我們（在海外的報紙上）有過爭論。對於我們當時的爭論，我後來在自傳體對話錄《來自遠方的拷問》中，還發表過一些看法。我順便說明一下，我還是相信，當時說對的是我。中國現在能夠出版昆德拉那些有趣的小說，當然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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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您著作中文版的出版情況，我也想向您介紹一下。一九九八年，《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Dopisy
Olze）（探索文化出版）是您的第一本著作，正式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和香港出版。在這之前，您寫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制度時期的思想論文及戲劇，曾以《來自遠方的拷問》的書名出版（書籍名稱後被改為《哈維爾自傳》）。我想雖然目前中國大陸仍然無法出版您的著作，但是，您的著作仍能在有著出版自由的台灣和香港出版。特別是在中國，知識份子非常希望能讀到您的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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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讀者和知識份子對我書的興趣當然讓我非常高興。利用這次採訪的機會代我問候中國的讀者和知識份子。謝謝他們的關注和善意。我也感謝你注意我的著作，甚至幫助我的書有了中國讀者。這些話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作家說的。現在的世界需要所有的人相互對話和瞭解，這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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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會見和一一回答我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