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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關於中譯本的一點疑義》
　Ψ Evany (2003-01-16 00:50)

不管是捷克文版編輯，或英文版的譯者都曾提及，翻譯赫拉巴爾作品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必須追隨著他廣博的學識，窮究四方文學哲學義理以及各種技術用詞；最大的難題，在於他作品中大量出現的俚語和方言，那些來自市井小民的生活化用詞深入捷克文化底層，並非其它語文能輕易迻譯（據聞在原書中，只要人物一開口，他的出身便可一目了然）；此外還有赫氏自創的新辭彙，在在加深翻譯上的困難。

大塊文化已取得中文版權的數本赫拉巴爾作品，據聞都將交由大陸地區熟諳捷克文的資深譯者翻譯，尊重原著的嚴謹作法值得稱許。已問世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是系列中譯本的前鋒。我不懂捷克文，無從比對原文，自然無法評述譯者的正確性問題。只是純就閱讀中譯本的角度，輔以部分英文資料後，發現了幾個小問題。

楊樂雲女士的某些專有名詞，與台灣慣見的譯法有所出入，譬如：倫勃朗（林布蘭）、莫奈（莫內）、克里木特（克林姆），這類在台灣幾已成為「定譯」的名詞，似乎應予以統一，才不至造成讀者閱讀時的困擾。

不過較大的困擾，在於譯者筆下的「大陸語法」，尤其是貫穿全書，經由壓縮處理後的回收廢紙一律譯成一個「包」字，讀來非常不順暢（不管是口語或書寫，我們稱錢包、郵包、茶包，卻很少單獨用一個包字指稱特定被裹紮起來的東西）。老打包工的喃喃自語配上大陸腔調後，變成：「三十五年來我從工作中和通過工作學到的一切統統放進包裡……」、「我幹活老是完不成任務」、「怎麼樣，大叔，咱們幹？」讀來特別有種突梯荒謬感。

至於「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這個全書主軸詞句，有沒有必要還原為更接近《道德經》原文的「天地是不仁的，而且聖人也是不仁的」，由於涉及赫拉巴爾原文的解讀及翻譯詮釋的問題，在此不予討論。

另外，不知是原著如此，或者譯者／編輯處理上有所疏漏，中譯本裡完全沒有分段，形成了全書八章「一章一段」的特殊景觀。英文版裡倒是章章都有分段，從最少五段到最多十六段，尤其頭兩章，每段幾乎都以「三十五年來……」起頭，閱讀時形成特殊的韻律感，令人印象強烈。

最後，中譯本譯序裡提及，赫拉巴爾於戰後取得法學博士學位。這個說法，在負責編輯與出版赫氏全集的Václav Kadlec撰寫的一篇赫氏傳記中亦可得見（" he graduated doctor of laws "）；而在另一本由赫拉巴爾相識三十餘年的文學史研究者 Radko Pytlik 撰寫的 "Bohumil Hrabal : The Sad King of Czech Literature" 書中，並沒有強調赫氏取得的是博士學位，唯在書末的附圖中，有一張年輕赫拉巴爾與母親的合影，圖說為： " The New Doctor of Law "。然而在其它英文資料（包括英文版書籍的作者簡介），都找不到赫氏擁有博士學位的說法。實際推算：赫氏於1935年進入查爾斯大學法學院就讀；1939年納粹下令關閉捷克各大學；戰後（1945年）重回校園；1946年取得學位，前後加起來，頂多只有五至六年的修業時間。究竟赫拉巴爾是否真獲得博士學位，或者乃捷克學制與西方慣用制度有別所致？還請識者賜教。